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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建国的工作室在北京城郊西田各庄，一千平米的偌大空间分为生活、办公区和工作车间，很有点气势恢宏之感。隋建国喜欢睁开眼就能工作，这个地方符合他的要求，但是他又有点感到无奈，因为拆迁势头将很快蔓延到这里，到时候他将不得不另觅佳地。
一个时代结束了
很小的时候，隋建国就显露出绘画的天赋，学校送他去区少年宫学美术。但那时，画画在他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一心希望长大后能当一名科学家。“文革”彻底打破了他的科学家梦。大学关门了，中学不上课，哥哥去了建设兵团，换得他留在城市。16岁生日刚过，他进了青岛第一棉纺织厂当工人。
“打篮球摔了个骨折，休6个月病假。去工厂换药要路过一个公园，公园天天有老头聚在一起在说古论今，我突然间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就会像他们这样度过一生。我有点不甘心，我应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他拜了个老师，又把画笔捡起来，白天上班，晚上画画，为的是在以后四十多年漫长的工人生活中，有一个能安慰自己的精神寄托。17岁的隋建国一开始学的是国画，从摹古开始。第一张临摹的是展子虔的《游春图》，随后学习宋元明清的大家，劣质粗糙的小印刷品做范本;至近代李可染等国画大师的作品也有涉猎。
1976年，隋建国在他20岁的时候完成了自己生平的第一张创作——山水画《愚公移山山河变》。完成这件作品的那一天，正巧是毛主席逝世的日子——1976年9月9日。早上下夜班回家先睡一会儿，中午饭后，像往常一样，隋建国把自家床上的被褥卷起来，在床板上展开宣纸，对画面做仔细的润色。为了躲地震，整个职工宿舍大院里的人都跑到广场上去了，他在寂静中完成了最后一笔。不知不觉天色已暗了下来，他收起笔墨，准备休息一会，以免晚上工作时太困。这时，收音机里响起了哀乐和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的声音。“一个时代结束了。”隋建国默默地想。
寻求个性化之路
在工厂一呆就是7年。大学恢复招生后，老师对隋建国说，你还年轻，应该去考大学。只读到初二的隋建国通过上夜校学习素描、色彩，自学文化课，考取了山东艺术学院。1984年大学毕业，随着青年美术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的隋建国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到北京看看，1986年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研究生。
在美院的研究生学习中，隋建国迫切地希望找到自己的个性，突显出“我”对材料的理解与驾驭。“因为写实的那一套我基本上已经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周围的人都在做，所以我就有点逃避。”年轻人都喜欢新生事物，渴望能够突破限制，因而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隋建国颇有意味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港口有两条船迎面而来，一条出港的船上有一个年轻人，另一条进港的船上是一位老者。年轻人执意要出去看看，不解老者为什么要回来，老者却笑说人迟早还是要回来的。年轻人回答道：即便我会回来，但是我仍要先出去看看。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北京的艺术界卷入了时代的风暴，正是那一年隋建国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并在中央美院留校任教。他不再做早期那些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自然主义风格雕塑—咆哮的、变形的，被激情膨胀得几乎快要炸裂的头像，转而做了一系列的石头作品。“压抑中，每个人都在反省当时的浮躁，寻找新的艺术方向。我找到了石头而且喜欢上了石头，我羡慕石头的沉默无言。”他对深山里采集来的岩石进行简单的处理，“我找到圆的石头，在上面嵌上一张金属的网，或者在上面钉上一些铁钜钉……我想以人工的痕迹凸显自然的力量。”这些石头在他的手下，呈现出一种伤痕累累的痛苦，又有打碎了骨头连着筋的饱满张力。
对写实的重建
隋建国对石雕和各种材料的尝试持续了将近6年。到了1997年，他又开始动手做“衣纹研究”系列和“中山装”系列。其中那些大小颜色各异，中空无头的中山装，后来成为他最热卖的标志性作品。接着，他开始给古希腊的大卫、掷铁饼者、挣扎的奴隶等经典雕塑穿上中山装，直至给耶稣也穿上中山装。许多国内外艺术机构和收藏家，对中山装系列兴味浓郁，作出许多政治上的解读。“他们愿意这样去理解，在外国人的眼中，似乎中国艺术家不可能有艺术语言的创建，只有政治语言。”对隋建国自己而言，“中山装”最大的突破恰恰是在艺术语言上—用学院派的写实语言，来说当代艺术的话。
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把写实主义彻底从学校里赶走，抽象艺术占了上风。在中国前卫艺术家的眼里也是如此，新潮美术兴起，学院的写实主义被视为保守和僵化的，被认为是粉饰现实的东西，没人愿意用。可是从1996年以后，隋建国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所有的语言都可以为你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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