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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古代造园奇书《园冶》

      作者:傅凡2024-04-14 08:02:27 来源:光明日报

          (1/7)明版《园冶》封面

          (2/7)明版《园冶》扉页

          (3/7)蓬瀛仙馆图(中国画)(宋)佚名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4/7)双鉴行窝图(中国画)(明)唐寅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5/7)楼阁图(中国画)(宋)佚名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6/7)江山殿阁图(中国画)(宋)佚名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7/7)东园图(中国画)(明)文徵明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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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于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众多艺术形式;在多种艺术形式中,中国园林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中国园林是世界三大古典园林体系之一的东亚园林的杰出代表,以文人写意山水园著称,不仅对日韩等国园林有着深远影响,而且其影响甚至远达欧洲,促成英中式园林的产生;另一方面,园林也是其他艺术的载体,园林中可陈设书画、举行诗会、演唱戏曲,园林景名也多引用自文学艺术经典之作。

          自商周起,中国园林历经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发展,形成了皇家园林、府邸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等不同类型,至今我们仍可以通过颐和园、避暑山庄、拙政园、狮子林等历史名园领略中国园林的艺术魅力。有关园林的文献难以计数,更有大量园林相关的文字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使我们能够了解历代园林的发展状况。然而,在众多的文献中却极少见造园专著,目前可知中国古代唯一的造园专著是明代计成的《园冶》。正由于这本书的存在,才使今人得窥古代造园的门径。《园冶》一书从撰写到梓行,再到重刊、重印,过程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

          《园冶》的作者计成字无否,是一位布衣文人,在《园冶》篇末中称自己“少有林下风趣,逃名丘壑中”。计成曾经游历北京、湖北等地,中年回到吴地,居于镇江。他走上造园之路纯属偶然,镇江当地有人叠山做得不好,经计成指出就让他一试,而计成少年时即以绘画出名,此时艺术功底发挥了作用,所叠假山被认为“俨然佳山也”(《园冶·自序》)。之后他就以造园为业,曾为吴玄造东第园、汪士衡造寤园、郑元勋造影园。在闲暇时,计成将自己的造园心得记录下来,并加以图示。曾任光禄少卿的曹元甫来寤园小住时,对计成的造园技艺极为赞赏。计成向他出示了自己的手稿,曹元甫评价为“斯千古未闻见者”,并建议将书名从《园牧》改为《园冶》。这更名对该书的价值是巨大的肯定,指出了该书的开创性。与汪士衡、曹元甫友善的阮大铖也曾游寤园,对计成的造园技艺和诗文水平大加赞赏,作《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园冶》也正是由阮大铖所刊行,现存明代原版的扉页上有章“安庆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治”。

          《园冶》一书共《兴造论》《园说》《相地》《立基》《屋宇》《装折》《栏杆》《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13篇。《兴造论》类似引言,介绍造园要点,提出“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总体原则;《园说》类似总论,其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对中国园林特征的概括;而《相地》至《借景》则是分论,对造园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中“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选向非拘宅相,安门须合厅方”“未山先麓,自然地势之嶙嶒;构土成冈,不在石形之巧拙”等语,至今仍指导着园林规划设计与营建。例如,计成在《借景》中强调“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中国工程院孟兆祯院士积数十年研究,结合设计实践,形成了以借景为核心的造园理法体系,推进了《园冶》理法的当代发展与应用,完成了深圳仙湖植物园、杭州花圃、扬州园博园园冶园等当代园林精品。

          《园冶》的出现有着其历史必然性。明代商品经济发达,江南地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着造园的广泛需求。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部分文人以造园为业,如张南阳、计成、张南垣等人,他们都自幼受诗画熏陶,其艺术修养使其比一般工匠更能贴近园主的诉求,建造更具艺术性的园林。明代也是文化思想大爆发的时代,文学、绘画等艺术理论极为繁荣,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董其昌提出南北分宗说,不但对绘画艺术有巨大影响,促进了文人画的繁荣,也对与绘画密切相关的造园艺术产生影响。几乎与计成同时代的造园家张南垣,从董其昌学其法,将文人画法入园林,创造出“平冈小阪、截溪断谷”的风格(吴伟业《张南垣传》),得到董其昌、王时敏等人的追捧。而计成则宗荆浩、关仝之笔,采取“江南之胜,惟吾独收”(《自序》)的全景风格,无疑也有着拥趸。阮大铖此时因依附阉党被罢官,正组结文社,伺机复出,其刊刻《园冶》也可能是意图在造园方面发声。

          晚明时期有不少园林相关的著作,如《长物志》《越中园亭记》等,但多为品评园林之作,而非造园专著,后者需要作者既有对园林艺术的审美,又有具体的造园从业经验,缺一不可,因此计成、张南垣等文人出身的造园家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即便如此,将造园理法落于笔端仍然困难。郑元勋在《园冶·题词》中解释了为何没有造园著作:“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园林的营造需要根据场地条件、园主财力、社会审美等因素进行艺术性构思,难以程式化,无法用文字尽述,只可意会;而营建中的工程做法,如铺地、屋架、装折等,又需要细致而具体的描述。计成创造性地将骈、散两种文体结合在一起,以骈文论艺术,以散文述技艺,才得以成书。

          骈文又称“四六文”,盛行于六朝,讲究对仗,多用典故,追求音律,辞藻华丽,气势恢宏。骈文的优势在于铺陈,而不在于细致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既可以控制大势,又可以留下发挥的可能,非常适合对园林的表述。如《相地》篇中“临溪越地,虚阁堪支;夹巷借天,浮廊可度”,讲路径连接的方式,溪流可以架虚阁于其上,夹巷两边可以以空中浮廊连接,但是如何假设虚阁、浮廊,采用什么形式的虚阁、浮廊,则需要造园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设计。此外,通过典故可使读者联想某一名园胜景或者园林雅事,从而“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游”(《园冶·借景》)。如《园说》篇中“栽梅绕屋”引林和靖事,即可浮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画面。据不完全统计,《园冶》中用典67处,极大地扩展了文字所表述的内容。

          《园冶》中骈体各篇多是设计原则,而散体各篇多是工程之法。工程做法需要以简练的语句进行阐解,避免过多的赘述,以便于理解。因此各章分论多为散体,总论部分多为骈体。通过不同的文体表达不同的内容。即便如此,阅读《园冶》仍有困难,需要对文学、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可能也影响了《园冶》的传播。对于工匠而言,骈文部分大量典故难以理解;对于文人园主而言,散文部分所述工程做法又显枯燥乏味。因此,清代仅造园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略一提及,之后《园冶》几乎匿迹。当然,刊刻《园冶》的阮大铖先附阉党,后降满清,为世人所不齿,也可能是造成《园冶》失传的原因。

          《园冶》重新回到学界的视野是在近代。朱启钤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致力于中国建筑艺术的研究,古籍整理是其中的一项主要工作。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中国美术史》中介绍了明版《园冶》的雕版艺术,但很可惜,他没有认识到《园冶》在园林艺术上的价值。大村西崖告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叶翰,明版《园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现并入公文书馆)。叶翰将此事告知中国营造学社的日本社员桥川时雄,桥川又转述给学社文献部主任阚铎,进而为朱启钤所知。朱启钤为此专门约见桥川时雄,请他协助获取复本。1930年北京图书馆获得《园冶》残本,仅有一二卷,第三卷佚失。朱启钤以所藏复本和北图藏本参照,组织校录《园冶》,陶湘将之收入《喜咏轩丛书》出版。阚铎托日本学者将《喜咏轩》本与内阁文库藏明版校对,并断文句读,整理图式,撰写《识语》,朱启钤也撰写了《重刊园冶序》,由中国营造学社校印发行。园林学家陈植1921在东京大学留学时,曾在导师本多静六处见到《园冶》,后来从园艺学家陆费执处得到营造学社本,转交城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使该书为园林界所广泛了解。此后,陈植先生有感于《园冶》阅读的困难。用数十年的时间注释《园冶》,于1981年出版了《园冶注释》,引起巨大反响。1988年再版,成为研究《园冶》的必备读本,促进了《园冶》的研究。2018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将日本公文书馆所藏明版影印出版,使原著得以展示在世人面前,为《园冶》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

          目前关于《园冶》的书籍有很多,适合不同的阅读需求。如果读者想一睹原著的风采,明版影印本无疑是最合适的。如果具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希望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的了解,《园冶注释》可为首选。如果想对全文有较为快速的了解,则有王绍增教授的《园冶读本》、张家骥先生的《园冶全释》。如果对借景理法体系及当代实践感兴趣,必读孟兆祯院士的《园衍》。此外,金学智先生的《园冶多维探析》《园冶句意图释》、张薇教授的《〈园冶〉文化论》等书对《园冶》及古代造园艺术的解读也非常值得一阅。

          (作者:傅凡,系北京建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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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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