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春天，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Mussorgsky）在圣彼得堡医院坐着让人画肖像。他正在医院里接受慢性酒精中毒的治疗。画家列宾（Ilya Repin）忠实记录下他朴素的着装和狂野的乱发。他们谈起前一天亚历山大二世的遇刺，一起阅读了报纸。列宾被作曲家的言行打动，描绘他为“一个自然的天才，一个中世纪的武士，拥有一副黑海水手的模样”。当他几天后回到医院想继续作画时，作曲家已经去世了。
这幅作品留下了作曲家42岁生命最后的时刻，他的面容受到酒精的侵蚀，双眼却依然焕发出光辉。列宾用他迅捷的笔触，描绘出酒糟鼻、红面颊、亮堂的额头、狂乱的须发。这幅画作是伟大艺术家对彼此的致敬。
列宾拒绝了这幅作品的报酬，希望能够亲自前往纪念穆索尔斯基，他的赞助人同意了。他的赞助人便是收藏家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Pavel Tretyakov），而今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Tretyakov Gallery）便是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正是因为他的持续收藏，世人才有机会集中窥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名人的肖像。书桌旁的托尔斯泰、陷入沉思的契科夫、板着脸的屠格涅夫、紧锁眉头的柴可夫斯基、瘦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文学巨匠的肖像全部由特列季亚科夫委托或收藏。
“俄罗斯和艺术：托尔斯泰和柴可夫斯基的时代”正在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举行，展览持续至6月26日。展览呈现了19世纪末期到1914年之间俄罗斯大量文化名人的肖像，但他们的面容大都是紧张、不安，饱受煎熬的。
英国《卫报》评论人乔纳森·琼斯声称自己在整场展览中仅数出了两个半笑容。
一位扬起唇角的女性是歌剧演员娜杰日达·扎布拉·弗鲁贝尔（Nadezhda Zabela-Vrubel），这个温婉瞬间的记录者是她的丈夫、艺术家米哈伊尔·弗鲁贝尔（Mikhail Vrubel）。从1896年到1901年，两位艺术家相识，相知，共同迈入婚姻殿堂，合作诞生了不少艺术结晶。
然而，与爱情的甘甜相比，更加持久而深远的是心中的恶魔。恶魔是米哈伊尔·弗鲁贝尔创作的重要主题，也在最终侵入了他的生活。几年后，他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进入疗养院，并于1910年撒手人寰。他的妻子也在3年后随他而去。
这样看来，他们的生活也许并没有那么多值得欢笑的内容。
紧接着，还有小说家和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72年，他给瓦西里·佩罗夫（Vasily Perov）做了一回模特。
1849年，28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差点被执行死刑。此后，他在西伯利亚经历了4年流放、5年强制兵役。最终，他的健康被完全摧毁了。回到圣彼得堡之后，他的文学创作持续进展，生活上却屡遭打击。1864年，他的妻子和兄长相继去世，自己又陷入债务危机。
画面之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双目低垂，以一种奇怪的角度望向画作之外，朝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黑暗。他的双手十指紧扣，皮肤紧绷。宽大的外套覆盖着他骷髅一般崎岖的骨骼。
画家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足够的隐私，观画者无法从小说家的眼眸中读出任何线索，但是依旧能感觉到他身体内燃烧的黑暗之火。艰难的生活摧毁了他的身体健康，无法摧毁他身为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意志。《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为一座座文学的丰碑。
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科夫以及展览中其他俄罗斯文豪都被视为现代文化的激进而富有远见的创造者。而BBC新改编的《战争与和平》再次热播，也证实了他们的作品持久的生命力。
相较之下，俄国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的知名度要小得多。通常人们认为俄罗斯的现代艺术起源于大革命时代前后，例如马列维奇（Malevich）的《黑色广场》（Black Square，1915），或塔特林（Tatlin）的《第三国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1919-20）。
然而，如若你能有机会参观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或者，至少看看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就会了解，我们对于俄罗斯现代艺术还所知甚少。
也许我们对于这些肖像的脸庞已经很熟悉，但是，绘制作品的艺术家，通常鲜为人知。
弗鲁贝尔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天才。他为铁路巨头、自己的赞助人Savva Mamontov所创作的肖像画，采用了令人叹服的立体形式，比巴黎立体主义的诞生早了十多年。
正因为俄罗斯早期现实主义对于人性的敏锐洞见，使得这场展览显得忧郁而阴沉。
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像的1872年，瓦西里·佩罗夫还为民俗学研究者弗拉基米尔·达尔（Vladimir Dal）画了一幅肖像画。仅仅几个月之后，达尔便驾鹤西去。这幅画像中的达尔有着浓密的灰白胡子，面庞散发着死亡气息。
柴可夫斯基的肖像画家是尼古拉·库兹涅佐夫（Nikolai Kuznetsov），他的画笔像心理分析学家一样精确敏锐，作曲家紧绷的脸庞上闪耀着痛楚的微光。
这些俄罗斯艺术家与托尔斯泰共处同一个时代，他们共享着敏感、诚挚，在作像时忠实记录了作家和作曲家面容中稍纵即逝的不安。早在俄罗斯现代主义开端之前，俄罗斯文化黄金时期悲剧的终点已经到来。
在展览的尾声，悲剧的气息愈发明晰。
谢洛夫（Serov）描绘了莫斯科巨头伊万·莫洛佐夫（Ivan Morozov）的面容。莫洛佐夫身体微微向前倾，拥有一张精明的面孔，他的纽扣闪闪发亮。他收集了大量法国绘画，拥有莫奈、高更、塞尚等艺术家的作品。莫洛佐夫的收藏在革命中被没收，但他本人活了下来。
在展厅里，他对面的作家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Gumilev）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十月革命后不久的1921年8月，古米廖夫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处决。他的妻子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同样遭受牵连。
奥尔加（Olga）同样在1914年为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绘制了肖像。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20世纪命运的勇敢目击者，她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幸存下来，目睹了斯大林对她每位爱人的迫害。这幅画像预示了历史和苦难沉淀下来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