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业内功底深厚、颇有影响的艺术工作者，一家全国著名美术学院的图书馆馆长，8年间监守自盗，利用其事先配备的图书馆藏画库的全套钥匙，在周末进入画库，将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家的143幅作品临摹调色，调包后将真品送去拍卖或据为己有，涉案金额逾1亿元。
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近10年间用自己所获赃款分别购买字画、8套房产以及奔驰和路虎两辆豪车。
随着案件的审理，法院发现萧元的这种监守自盗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据萧元供述，他在升任馆长之后发现，这些名家画作很多都是赝品，被人调包过；而在他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他又发现，自己多年前用于调包的临摹作，又被别人当作真迹“二次调包”，换入更劣质的赝品。
这个案件的曝光，将原本处于清净之地的图书馆推上风口浪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惊天大案？引起人们反思的仅仅只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业操守，还是管理体制本身？对此，我们不妨听听业内人士对媒体是怎么说的。
马未都（著名收藏家）：家贼最容易知道漏洞出在哪里
被告人在法庭上说自己对小钱是有一定的抵御能力是言不由衷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从小画开始的临摹偷盗的。作为一个专业艺术工作者，有自己的著作，有自己的绘画功底，萧元走上这条路很大程度上是他对社会的诱惑不能抵抗，对社会的价值判断产生了混乱。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博物馆系统、图书馆系统的防范显然是不严的。
这个事件虽然不能说有普遍性，但它一定不是个个案。大概半个月前吧，北京还报道了一个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监守自盗古籍善本的案件。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先后出现这么两档子事，我想就一定不是偶然的。
萧元这个事件从侧面也说明了一把手的权力过大，下面几乎没人能够正面去对抗他发出的指令。即便真的有这样的人，那我想也会很快被调离岗位。因此，当事人本身缺乏自律而又没有人来监督，就很容易出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文物系统的盗窃案件几乎都是外面人来作案；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科技手段的提高，大量国家文保资金的到位，外盗急剧减少，反倒发现的问题都是内盗。俗话说家贼难防，家贼最容易知道漏洞出在哪里。而且都是熟人之间，又是上下级之间，久而久之制度没人遵守了。
虽然被告人要对这个事负法律责任，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管理者、参与者也是有相关的责任的。比如拍卖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一个人手里如果大量出现带有公家名章的拍品，拍卖公司就应该有所警觉。其实，核实的过程有时候并不难，一个电话就核实了。法律现在基本上不能追究它的责任，因为在司法途径中没有这样一个强行的制度。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法规中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它的非法转向合法的这个途径在哪完成的就追究谁的责任，如果有这样的法律它就很容易追究。
董国强（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拍卖公司不是执法单位，只能听信送拍人的一面之词
拍卖法规定，拍卖标的的持有人，即委托人，要向拍卖公司提供藏品的来源和瑕疵说明。拍卖人如果明知委托方提供的拍品来源不合法还要拍卖，那你必须要承担连带责任，我想任何一家拍卖公司也不会这样给自己惹麻烦。
但是拍卖公司只能是听取委托方的讲述，那至于说他讲述的是不是真的，其实拍卖公司没有能力去核实，因为拍卖公司毕竟不是执法单位，我们只能听信送拍人的一面之词。
事实上，在画作上有某某单位收藏印章标识的东西，在拍卖场上出现的几率其实是比较大的，并不少见。因为这涉及到很多历史原因，比如“文革”中间的查抄退赔的东西，当时查抄以后就被盖上章了，后来就退给个人，这种现象是有的。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拍卖公司不可能因为画上有一个印章，就怀疑他的东西是从这个机构里面偷出来的，就不去拍卖。
巴桂茹（人民网特约评论员）：凸显监管的真空
大千世界，无奇无有。作为美院馆长，保护好馆藏真品本是其份内之责，但这位馆长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玩起了监守自盗、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起案件，究竟暴露出多少监管漏洞？
漏洞一，门禁制度形同虚设，使馆长掉包如入无人之境。珍品在前，到手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巨大的诱惑前面，馆长脆弱的自我防线简直不堪一击，实施犯罪成为必然。
漏洞二，专业技术不足，防范基本没有。偌大图书馆，却除馆长之外，根本没人懂美术，保管变成了点数，这就为萧元临摹掉包提供了广阔的“操作”空间。美院里那么多专业人士，为何竟无一人发现赝品呢？是专业水准不够，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出来也不吱声？
漏洞三，监督审计完全真空，让馆长掉包几无风险。这位馆长在上任之初，就发现已有人将真品掉包，但他出于私利，没有举报，而是依葫芦画瓢，自己也干起了同样的勾当。这说明无论是平时监管还是离任审计完全虚置，正是这种监管的真空，让这位馆长侥幸心理大增，进而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行动。
更为讽刺的是，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已经掉过包的画作又被别人当成真品二次掉包了，公家的珍品完全沦为了某些人手中的玩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