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展”11月12日下午在上海博物馆开幕。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在今年4月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考古发掘历经2年，发现商周墓葬15座，出土文物230余件(组)，其中的高领袋足鬲改变了以往此类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出土的92件青铜礼器与26组铭文及族徽符号格外瞩目，特别是青铜礼器中的两座超萌的牺尊，似鹿似羊，憨态可掬。
如今，“牺尊”来到了上海。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石鼓山四号墓的发掘简报还尚未发表，此次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可谓都是第一手的学术资料。不仅如此，甚至连陕西宝鸡都还没有这样子向公众展示过石鼓山考古发掘的成果，这批东西在上博真是首次集中亮相。
陕西宝鸡是著名的“青铜器之乡”，早在汉代已有青铜器出土的记录，此后历代不绝。用石鼓山考古队领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的话说：“宝鸡的地里能长出青铜器来”。
201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宝鸡石鼓山陆续发掘了一批商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造型别致、制作精良、世所罕见的珍贵文物，为商周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资料，对当时历史、文化和礼制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此次在上海博物馆所展示的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文物中，尤以出土青铜器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三号墓和四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为主。展品中包括了部分极为稀见或首次经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精品。
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与上世纪初在宝鸡戴家湾（斗鸡台）被盗掘的青铜器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次展览还特别借展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宝鸡戴家湾出土青铜器，其中就包括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柉禁组器一套以及现藏天津博物馆的龙纹禁一件。柉禁原为晚清重臣、金石学家端方代理陕西巡抚时的所获，端方为起义新军所杀之后，其青铜器旧藏经北京琉璃厂古玩商之手流散，多数流向海外各大博物馆。此次上海博物馆借得柉禁，则恰逢此器去国90周年之际。天津博物馆所藏的龙纹禁是宝鸡的大军阀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时出土的，一度流于日本，最终回到天津博物馆。在本次展览中，三件目前世所仅见的西周青铜禁，在上海博物馆首次聚首。
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博物馆还获悉，展览期间上博还会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利用馆中最先进的文物CT仪器对文物进行扫描，进行对于出土青铜器的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此外，参与发掘的考古学者与陕西省的学者也将在展览期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多场讲座。
陕西省宝鸡市文物旅游局局长任周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希望上海的观众在欣赏青铜之美的时候，不要忘记宝鸡淳朴的农民对文物的保护。石鼓山当地的村民在建房过程中最早发现了这批墓葬，正是因为他们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才有了今天展出的精美考古发掘成果。”
石鼓山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区渭河南岸。自19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2012年3月、4月，两次出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6月又发现了一批青铜器，随即组建了考古队，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同时，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在全面勘探的基础上，于2013年8月至12月对墓地进行了发掘。
在2012年和2013年的两次发掘中，分别清理的M3、M4（即三号墓和四号墓），均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为什么平均一年一座墓葬的考古工作，会如此引人瞩目？商周两大王朝更迭这一风云际会的时刻，在今日的考古发现中究竟展现出什么面貌？带着这些疑问，澎湃新闻记者来到了陕西省宝鸡市。
宝鸡的地里能长出青铜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留着一口长髯，由他担任领队的石鼓山M4的发掘，则不仅发掘出了青铜器，而且还一点儿没见盗扰的痕迹。王占奎在言谈中仍难掩眉梢上的喜色。他告诉记者：“别地儿的地里长庄稼，宝鸡的地里面长青铜器。”
这个比喻夸张吗？今之宝鸡，即昔之陈仓。试想在西周时期，宝鸡所在的关中地区属周王室的畿内，畿内没有诸侯，但贵族的采邑遍布，方十里即可为一族的采邑。更不论在先周时期从西北的陇山两侧进入关中的西北文化族群以及从西南经大散关而来的巴蜀文化的族群，他们在关中定居最后或许与姬姓周人渐渐趋于融合，终于成为足以灭亡商朝的强大力量。在土地面积如此有限的关中地区却发生过如斯令人眼花缭乱的变迁，今日关中六百里沃土之下，蕴藏着多少青铜文明时代的丰富堆积，就可想而知了。
于海外游历访其博物馆的中国青铜器收藏时，中国参观者往往能发现其展品标签上十之八九会写着“宝鸡”，或写“宝鸡凤翔”，或写“宝鸡扶风”，或写“宝鸡戴家湾”。而海内青铜器收藏之重镇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亦举目皆是出自宝鸡的钟、鼎、簋、卣、壶、尊、彝、盘。甚至于晚清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都出自于宝鸡。
斗鸡台的风雨
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这次考古发掘也被视为陕西考古发掘的“第一铲”。斗鸡台地区不仅商末周初的地位相当显赫，而且是秦人受封享国后的都邑所在地，所以，经过反复调查和筛选，他们就把发掘地点选在了斗鸡台戴家湾村的陈仓古城遗址附近。与陕西省的考古研究者聊斗鸡台，他们即先言“苏公”，再提及“党玉琨”，而与斗鸡台一带的老乡聊天，则不闻“苏公”，只得“党玉琨”了。
军阀党玉琨是与靳云鹗、孙殿英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宝枭雄”。1927年秋至1928年的春夏之交，党玉琨征发宝鸡、凤翔、岐山等县的民众上千人在戴家湾持续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肆盗掘文物活动， 共挖出青铜器上千件，其中就有这次石鼓山也发现过的、罕见的“青铜禁”。铜禁中的一件很快流入日本，但最终又传入国内，被天津博物馆收藏。党玉琨盗挖的文物虽然经过的人手和流传的渠道很多，但基本上是经党玉琨、宋哲元、肖振赢这条线，并以斗鸡台、凤翔、西安、天津这条路，流到海内外各地，其中流出海外的方向主要是日本、美国和英国。
出土于宝鸡而终流散于海外的青铜器，还有一部分属晚清重臣、大收藏家端方的旧藏。端方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代理陕西巡抚。端方从政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收置彝器环物绢素旧迹颇丰富，其中精品亦多，其所藏青铜器主要著录于《匋斋吉金录》。端方殒命四川后，其子弟因贫困，渐渐将其藏品交由琉璃厂古董商代为变卖，后逐渐成为海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藏家的中国青铜器收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其最著名的一套商朝青铜器收藏在1924年以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卖给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其所藏的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也终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