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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汲平2011-11-01 16:14:45 来源:中国雕塑家网
我已标明，这是一篇回忆的文章。仅仅是回忆吗?写着的时候，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一切都需要在今天的情境中得以关照，那么，事情就不单纯了。尤其是面对作品，无论如何我也抛不开对它们的挑剔。我想不是为了虚荣吧。那些东西，它只是作品，不是生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如果对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说三道四，就没有意思了。我相信命运，只有叩谢于它。作品就不同，有些情况之下，完全像是对待别人的一样，你是可以批评的。关于感情，我们投入其中的那部分内容，真的是打水漂一样——水面泛着的涟漪和石子同时都消失了吗?也许我们难以割舍的正是这种东西。我回顾那时候在创作中的一些想法，总是感到心事重重，我想得太多了。没有办法，当我写着“那时”，实际上是在今日，离开过去就很远了。
一
我不知如何解释80年代中国的“连环画现象”，甚至关于什么是连环画我也没有弄清楚。而像我这样年龄的画家，在那时候，几乎都参与了连环画的创作。一般说来，我想画家——不单是画家吧，作家、诗人，不会在动手之前要想上一番：什么是小说或者诗歌呢?也许这是天生里就知道的事情。这样的，我就原谅了自己。
那么，投入了我们的“年轻”，影响那样的大的事情，怎么今天就没有了声息——很少有人再去画连环画了。这种情况看来值得思索。我坐下来，翻看从前的作品，兴许能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呢。
说起连环画，我们一定想起就上海的“跑马书”和从前孩子们看的(大人也喜欢)被称为“小人书”的通俗读物。那几乎是统治了一个时代的东西。虽然印刷粗糙，装潢简单，我仍然认为它了不起，因为对普通人的影响之大已经近于神奇。但是，我不得不说，现在谈的连环画，不是刚说过的这种。尽管从归类上，暂时我们还找不出更合适的称谓。其实，有些事情，内容和名称并不贴切，大家叫着习惯的，也就没人去找死理了。——他们只是表面有点像，都是由绘画和文字组成，并且强调连续性。这样的艺术形式——我继续说，文字和绘画脱离了比较浅显的“说明式”，各自展示其本身的力量而又重新结合成为整体，你知道，它和架上绘画、还有今天流行的声像艺术、行为表演是多么的不同。那时——我又得说那时了，我几乎相信这是表达感受的最好的方式，因此毫不犹豫投入其中。当然，在艺术上说这是一种观点，对于连环画的认识，可能只属于我个人。我知道有人对此一直很有意见。我力图摆脱以往形成的连环画模式，是出于我对艺术的诚心。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性、情节性，还有通俗读物展示的情调和趣味，都与我的口味不符。乍看起来，我的行为显得很不安份，其实，还可以把我的这层意思理解为“能力不逮”。就事实而言，连环画——说小人书吧，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因为确实画不了那种东西。好比那年在西北，黄土高原飘过秦腔，我心潮起伏却张不开嘴，如果说我还明白，是知道尊重那声音而无需学唱。——我有自己的嗓子，自己的条件——唱自己的歌，别的声音作为资源给我以帮助，这就是幸福了。
凭着感觉，向着空旷投身而去——这好像远离现实了。但是，毫无疑问，在当时我也感受到了异样。你知道，如果心中存在一种意识，在没有把这种意识表达出来之前，它是无法存在的。这里的困难还在于，能不能找到恰当的方式，使别人——艺术的欣赏者也看得清楚。可见，有形式才有内容在。美学的创造就是丰富的想象，其中有许多未知掺杂里边。原来我曾做过比喻，将绘画过程看成是种庄稼，现在觉得并不贴切。那种劳动结果还是明知道的：春天播种一片高粱，秋天，只要长出来，是不会变成玉米地的。艺术上的事情很奇怪，多数情况下是“走着瞧”。听写诗的人说，头一句写好了，下一句还不知在哪里呢。看来，寻找本身也包涵着艺术工作的意义。
一切因为年轻气盛而不管不顾。在《嘎达梅林》画完之后，我便向出版社提出准备创作《可爱的中国》。文学脚本依据方志敏烈士的著作《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他们的意见是，“画好了就是创新，不好了就算尝试吧”。模棱两可的意见，有些时候并不坏——它没有使我放弃继续下去的念头。
从选择的脚本可以看出，我非常看重文学性，甚至以为那是根本。我觉得文学具有着魔力，它使平常的事物变得耐看，还可以使我们回忆起遗忘了的事物。我想做的是突出连环画语言的特色，应该紧紧抓住这种东西。方志敏的作品里有一条感情线索，是可以被我充分发挥和利用的。因为连续性是连环画独有的形式，画与画之间，文字与文字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不然可能就是插图或者组画了。以后我的两件作品《啊•长城》和《靖宇不死》更进一步体现了我的主张——在允许的情况下，文字和画面要同时完成，这样做的目的是突出“这一件作品”的原创性。按照我的理解，艺术作品摆脱不了“改编”的角色，好像人缺铁缺钙站立起来就费劲。你看，是雄心勃勃吧——我的幼稚之处当然也就暴露无疑。我想把事情做得纯粹，我想证明连环画语言自己的魅力——文学和绘画合成的魅力。
我有机会将对文学的热爱融入工作之中，不该忽略的是我生活的那个年代——不知今天的年轻人怎样理解这种心思，恐怕不仅仅是没有电子游戏和娱乐场的原因吧。——我想把问题谈得简单一点。那时，整个社会对文学表现了出奇的热爱。据说文学刊物发行量大得惊人，老编辑们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不住地感叹。记得学校收发室有一些女士，最令人羡慕的不是她们的模样，而是每一期文学刊物她们都可以先过目。
大家知道，有许多方式可以使我们获得所需要的知识，而感受总是受到另外的对待。人们过分的相信理性，以为那才是可靠的。依据逻辑和分析体系工作的人说话像是先知先觉，到了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超前”、“前卫”、“试验”、“保守”、“仿古”、“滞后”等等词语萦绕耳际。事实是如何呢?我想想参加的几次讨论，只是越来越糊涂——都是在定义之中——疏远了艺术和诗性。其实很明显，作品的产生是自然的出现，艺术的内容相当丰富，如果有了对美的感受，就无需抱怨什么了，诸如生活条件，机遇等等。回想起我脑子里存在的那些想法，没有我遇到那些具体事情内容会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认识，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放在最后来叙述，也是它突然间闪现的——这篇文章没有写作提纲，是面对过去思考，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正巧电视里播着非洲大蜥蜴的片子，那家伙令人恐怖又可爱，这样的我就嘟囔了一句：怪胎。转而一想，我谈的“连环画现象”不是“怪胎”吗?也许一开始它就不该出生，可事实是它出生了，并且使你感到了可爱——大家竟然喜欢了——倘若我们没有成见，以艺术史的眼光再看中国连环画那道风景，还是有些迷人之处——希望我的评价是客观的，不含怜悯之情。
艺术创作，我们都说是个人的行为，究竟需不需要别人，比如社会的支持，个人的力量有多大。以我的体会看，可以说是多亏了出版社的参与和帮助。我始终认为，连环画如果不印刷装订成册就是没有完成，这样说来，它的本质更多的还是一本“书”——造价昂贵的一本书，那时凭个人的能力是不可以完成的。因为出版社心里装着责任和荣誉，把经济效益放在脑后，他们推波助澜，才有了中国连环画的一派景象。
那个年代是特殊的，——今天不也是特殊的吗?写下这一笔后，我心里又感受到了温馨：生活永远是我们的主人，无论它赋予我们以怎样的内容。本来，我可以把这种意思说得动情一点，但那是向着过去。当你想到风光不在时，我相信感受一定非常具体。
二
现在要把过去的事情说清楚，我感到已经费劲了。当初的想法早已淡忘，我看着眼前的几本画册，竟是觉得面对着另一个“我”，你说，该怎样对待“他”呢?我无从下手。所有的询问，“我们”都明白，这样的工作，做起来就没意思了。因此我想，关于作品本身的那些内容，尽量搁置不动。作品之外的，我做了些什么，或者怎么做的，怎么想的，做以简单的梳理，然后直接放在那里，也算是作品的一种补充。
我看到《可爱的中国》是在哥哥们的课本里。那时候还小，当然读不懂它的内容，只记得有一段写日本人在轮船上侮辱中国妇女，觉得心里发堵还不敢问人，是羞于开口。后来自然明白了那篇文章，也明白了作者方志敏，我开始佩服他了。再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的兴趣转向佩服他的文章了。我认为，他的作品有超乎寻常的力量，它使你心酸，但不会使你颓废。
以出版社的角度看连环画，它的分类是普及和通俗性读物，就是说它的阅读对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这对于热爱它的人而言，总希望能改变一点现状。那年有一则消息：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多年里一直看连环画——先不说事情是否具有普遍性，在大家心里，似乎隐约地看到连环画领域还可以拓宽，对象还可以扩大。那么，我的想法虽然越轨，也符合一些人的心理。“让连环画走进大雅之堂”是那时的一句口号，为我这类人也撑起了一片天，毕竟那是有理想的年代。
《可爱的中国》的创作，照一般的意思说，应该是顺利的。原因在于方志敏的原作。如果说艺术语言形式的突破在于想象力，就这件作品而言，在于精神方面给我的引导。方志敏的文笔之大显而易见，作品展示的胸怀和气度为我提供了想象——那个世界的宽阔使你可以任意发挥。这可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和煽情，我们见过种种以散文和随笔过活的人，其中有多少不是出于无聊呢。方志敏看见的实际问题是苦难的中国——并不是谁都长着方志敏一样的眼睛。他的作品展示的内容是为消灭罪恶去斗争，更确切地说，是歌颂慷慨牺牲的美德。我知道这种人不会总有，因此那时对他格外崇拜。其实，方志敏在狱中写的那些文字，也可以称为是严肃的、学术性的著作，他的研究方式都是具有良好素养的知识分子所为。这一点，在工作中给我以极大的启示。
现在回想起来，《啊•长城》和《靖宇不死》明显延续着《可爱的中国》所建立的风格。但有一个事实是，《可爱的中国》是以方志敏的作品为资源的再创造，重视画面因素，而后者更强调文学的力量。文字和绘画互相补充互相支持——我一直认为，这样是可以表现更为宏大的气象。
由此看出，我的想法不像画家的行为了。到处查找资料，人文的、历史的、自然的，只要贴着“长城”边的就想收集。这原于我的思考方式：看不见实地景物，我以为感受就不好说出——因此需要跑路了。我一个人，当时就是这样，背着包到处转悠。我找到一个小本，还剩下的几页上有些纪录——可以看到那时写下的东西。
6日，乘了一夜车，累极了。我几乎是十分钟一睡，十分钟一醒……一位大嫂抱着孩子站在过道上，我只好起来让她坐……我发现了她的丈夫，一个胖乎乎的小脸小鼻子小眼睛军人，可能还是个小官。他自己找好座位坐下了。他们俩不知在说些什么。我开始有些后悔，不该让座位给她，那样，她丈夫自会积极想办法，我站着，他不会有一点表示的。过了还不到1小时，那个军人被原来座位的人撵走……我又有些感慨，如果这是战争年代，如果这就是去台儿庄战场，满车厢的人会纹丝不动?
这是去台儿庄的路上，人疲倦了，困盹了，无事了还在瞎想，可见精力是用不尽的。还有一段，我再摘录，也有意思。
宣传部接待我的两个人很礼貌，说话有分寸，他们对台儿庄的介绍就像报纸稿件的前两行，尽是“帽”，开头之后下边就没有了。他们最高兴讲的是这里正在拍电影，场面、气派如何如何，为了一件道具又如何如何。其中一位是摄影的，人也干净体面。我看他拿着照相机跟着摄影机整天的爬上爬下，很认真地拍呀，拍呀。他告诉我，都是资料，很宝贵的。其态度严肃使你无法不信。
今天的台儿庄不知道有没有纪念馆，如果馆里的陈列全是新拍的电影场面，意思就错了。通过小说和电影可以表达我们的态度，但那不是历史。就像我现在做的工作。历史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它是真实的东西，它不属于每个人却是每个人所经历的，因此，进入那个视野就是一种必须的行为了。人们总是轻言幸福，以为什么都可以忘记或者抛弃——我格外强调这一点是说，应该看到生活的本来样子，尤其是丑恶的一面，否则我们将变得轻浮而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和存在。我的这些话现在看来似乎空洞，不过在二十几年前创作那几件作品的时候，还是有着具体问题的。
我原以为到平型关收集资料会很方便，但是到了那里看到用水泥抹在长城垛口上的“平型关”三个字就明白了。什么叫应付还有不负责任。一看就是假的却也是直截了当，因此并不会使你生气。——举目望去，荒凉苍涩的山峦驮着长城死蛇一样的躯体，它已不需要言辞，不需要装扮——还有什么能改变于它呢。后来我感到当地人对那场战役已失去了热情，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了。我住的地方也被称为招待所的，其狼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很好很有规模的建筑。晚上我睡觉的房间，窗户漏着洞，风嗖嗖的吹进，夜里还带着怪声，我感到很恐怖——你知道偌大的楼里，只有我一个，而且是在荒郊野外。
回到我的小本上。那上面除了记列车时间和画的地图外，也留着使我不知所云的内容。“下午我被领到招待所，一看房间我心里就紧张，总觉得我不该住好的……”“我洗澡出来，迎面碰几个女的，长长的大腿，丰满匀称，健康挺拔。”“我去睡了，什么菜也没有了，只弄到了一盘花生米。明天我要早去。”“10日，在唐湖吃了一顿饭，感觉很好。一位大嫂做了一碗汤，主要是那烙饼，好吃极了。”——都是些什么呢?在今天我已经不能把这样的文字视为偶然的闪念了，反而觉得亲切，自然间勾引起了我对往日的依恋。
我的作品，长城是一个支点。即使《靖宇不死》那样有着具体人物的，我也把他作为“长城的砖石”来表现——当然是一种寓意，一种象征。我以为这样，可以使作品免得落入某种事情的说明之中。现在你看到，在《啊•长城》中，我反复不断的刻画长城的形象，整体的、局部的，是想让人们尽量地多了解一点其中的内容。那么我呢，有许多时间是在穿越蒿草跋涉山岭中度过。我不愿意把这种情况说成是辛苦，因为我觉得在那些地方看长城才有魅力。那么，我的获得就是八达岭上旅游者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孤独让人觉得可怕，事实上，没有比孤独更为人所需要。如果我们被热闹紧紧抓住，生活里就没有思考的日子。
对于那时的工作方式，我现在也是不置可否。为什么不首先做计划呢?到了长途客运站时我还不知道买去哪里的票。我不停地问路边人和乘客搭讪，说明我还糊涂着的事情：喜逢口怎么走。——怎么走?这是地名吧?最初也许只是长城的一个关隘，后来泛指一个区域，古代军人戍边营地今天谁能清楚?不过，喜逢口的传说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真切——儿子戍边多年不得回家，老父思念四方去寻找，碰巧相遇于山下，父子喜极相抱……可是，……结果呢——大笑而死。因为这个故事，也因为抗战期间“大刀队喋血长城”的英名，我非常想去看看。但是，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一次我究竟到没到过“真正的”“喜逢口”。——我只记得我是去过的，才留下了这段话题。
在那些日子里我遇到的事情和收集的资料，有些已进入了我的作品之中，有些则是放在了我的心里，那是很重的实在东西。就在我翻找从前的信件，写着这篇感受的时候，一种情绪，像是自责，悄悄地逼近了我。——我停笔凝思，呵，几乎忘了，我只想到自己的作品，给我以帮助的那些人呢，该是怎样的提及?
在靖宇县志办公室，我见到一位女同志，她研究的是“抗联”历史，那是一门很“冷”的学科，根本就无利益可言。她能“钻”进去，其治学的认真程度，不低于任何学校的教授。我觉得她知道的事情比说出来的要多——涉及现实问题，大家都小心谨慎——我去了她家里，回到学校又给她写信，这样，在等她来信时就没有拘束了。她的信写得很长，依然是仔细的，把我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我感到那里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我访问过的机关干部、文化馆老师，写过杨靖宇的作家和纪念馆的负责人，还有我记不清名字，忘了模样，比如住宿遇到的同房者，在图书馆站着和我说话的——随便什么人，即便是孩子，也都会为你说出杨靖宇的故事来。
——不能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县城改了名字，我是这样认为的。杨靖宇虽然是一个人物，但是历史把他改变了，这是所有英雄的命运。生活围绕他而展开。
我格外感谢那段生活，并不说明对于一切我明澈如镜。从《可爱的中国》到《靖宇不死》是五年时间，如果以《啊•长城》出版单行本的2000年计，就是15年了，这样漫长的日子，我的心情依然是矛盾重重。我想起了在靖宇县，去看望杨靖宇的殉难地，在本子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述：“下午，除了他(靖宇影院的美工)，又来了图书馆的一位美术热爱者。我们三个骑着自行车，顶着硬风，在一步高一步的山坡上，艰难进行——向着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英雄倒下的地方。……渐渐地，我心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在印着杨靖宇最后足迹的土地上盖了那么多的水泥房子?为什么到处插着培育人参的木桩?为什么要修建凉亭?难道这里将来还开设舞厅和酒吧?荒凉的山区竟是珍视这块不到一公里的地皮。”从这段文字中，明显地看到了当时我的忧虑——其实，不仅仅是在靖宇县，在我创作那几件连环画收集素材的一路经过，常常涌现类似的问题。解释这种现象可能很困难，不过，有一点我清楚，所有的想法都是“途中所见”。我们想脱离现实而寻求理想，恰恰是生活实际又把我们拉了回来。我们没有变得似是而非——体会事实——有什么不好呢?一般说来，我们不能拥有英雄宽阔的胸怀和超越常人的力量，但我们崇尚那种品格和气质，实际上，那时候我的作品主题表达的就是这个内容。
这种话题在今天里已经不时髦了。以创作初衷讲，当时谁也不会顾及这些的。我只是感到了我的需要，——实际上，我并不清晰我工作的全部意义。我只是想了，只是在有了一个想法之后，即刻施行。但是，不要把我对那个“想法”看成是始终地坚定不移——不知道最终的作品会是什么样，执着的意思该怎样理解?我的幸运在于我在那条路上走了：一个人，背着军用的黄书包，一双翻毛皮鞋，那时，我以为，这就足够了。在我的印象里，长时间的都是一个人在寻找着。今天想来，我所寻找的，只是看我遇到了什么。
如果说遗憾，为什么不做日记呢——我的所思所想都让我给忘记了。我说过，这一切都是为了真实，可是，无意间我竟掉进了陷阱。为什么必须相信记在本子上的东西呢?也许记下的文字是可靠的，但是，不可靠的是时间，在时间造就的空间里行事，往往会把事实弄错。索性回到行为之中——一个人走路，谁能说出诱惑所在?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总以为这像是孤独，像是在体验苦难。于此，我得说，那个时候和现在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扪心自问，我的感激恰恰是路上，隐约的似乎总能得到一些支持，这就求之不得了。我不相信神话，脆弱总是生在身上，没有办法，找来坚强与它同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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