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创作一种理由

　　在很多场合，我听到画家侃侃而谈自己的“创作”体会，但无法与他们的作品联系起来，而且，越是越牛皮的画家越虚假。因为在我们时代，画画的人大多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商人的手腕：懂得包装，懂得炒作，懂得自我推销。当然，我知道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画家存在：他们真正热爱画画，许多年来埋头苦干，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图式和风格；他们也愿意更多地与社会沟通，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呈现在观众面前，但他们设下的道德原则不允许自己越界。其实问题不在于画家的个性是否张扬，一个非常社会化的画家和一个极其退隐性画家都可能是最棒的，绘画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供我们参考。——我的意思是，画家的最终成功是依靠天赋和毅力，依靠认识和视野，没有一个成功的画家是平庸的、懒惰的和偏狭的。

　　在两年前我主持的“新中国画大展”上，邀请了旅英画家杨希雪先生，我是听人介绍他的一些情况，并看到了他作品的图片时做的决定。作为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热衷于水墨画创新的画家，他和不少人一样，坚信水墨画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只要努力挖掘，便能使这一古老的“画种”发扬光大。无疑，这个信念对他是至关重要的，是支撑他不断探索和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一向避免讨论这些找不到结论的问题，无论在大陆，在台湾，或在国外，众多华人画家（包括理论家）以极高的热情投入讨论，将中国画（现在大多称之为水墨画）搁置在当下语境中，力图抽出它与当代社会紧密相关的线索。——在这方面，我几乎一直在重复自己以往的观点，我不太相信努力与结果之间会出现令人满意的答案。

　　然而任何判断和预测都可能是陷阱，概念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践本身。我曾在他家看过几百幅大大小小的作品，惊叹他作画的勤奋和专注，也从中观察到他那种童心般的纯真。并不是说，他作画仅仅是自娱自乐，他有目的性，而且目的性始终是明确的。在基本的观念上，他对“创新”的迷恋热情高涨，在具体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上，他执着地固守着他自己的一套经验方式，——在此中，实验性与材料的质地分而治之，所谓的“抽象”不过是观念和材料性质的双重负载而已。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实验水墨的主要倾向是“抽象”，一些画家和批评家围绕这个问题谈过许多观点。我以为，“抽象”并非水墨画的终结，也非水墨画的惟一出路，它仅是当下语境中的某种突围表演。说是“中国画”也好，“水墨画”也好，名称的演变不具备实质的变化，而它暴露出来的困境却是一目了然的。

　　自然，每个画家都是以自己个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杨先生力求绕开关于“抽象”和“具象”的争论，反对以绝对化的观点解决艺术争端，他强调“对立统一”的立场，因此，“抽象”在他那里不具备本质性意义。但需要追问，假设“抽象”或“具象”对某个画家来说是本质性的，就图式而言，是否更纯粹和清晰？我想指出，在绘画中不存在真理，它只与创作者个体的意愿及理想有关，杨先生的“对立统一”观念只是对绘画整体的局部理解，——其实，这也是所有画家的共同性。没有一个画家能够穷尽一切方式，也没有一个画家能够以一种方式消灭和排斥其它方式。特别是在当下这种多元化多样性的时代，绘画给我们提供的选择太多了，多得另人目眩，以至于一些画家不得不用更极端的办法来面对这个难题。

　　当代水墨家惯用的手段之一是“制作”，换句话说，他们将传统手绘的“绘画性”功能让位给了工艺性“制作”。这一点，招到过反对派的严厉抨击，笔墨本位主义一直重复，只有笔墨才是水墨正宗，才是水墨的顶峰。我不在意这样的口水战，笔墨也好，制作也好，都是水墨画的一个侧面。杨先生无疑是“制作”的高手，从其创作的轨迹观察，他的转变过程正好与当代水墨画潮流保持了同步。如果我们撇开笔墨或制作的争论，就事论事地面对作品，可以发觉“制作”一样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当然我看到，“制作”的流弊容易掩盖制作者的缺陷，现在大量的“制作”正反映出流弊的严重性，它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病症。以杨先生的大部分作品分析，“制作”是他的真正的绝活，是他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摸索出的表现方法。他的画面精致、饱满和富有生气，从整体的气势到局部的丰富，都体现出水墨画特质的魅力。我和他讨论了关于“制作”的可能性极其隐患，我所担心的东西他早就深入思考过，并采取先见之明的措施堵塞了诸多漏洞。

　　无论一个画家主观愿望有多美好，如果他的作品与当代社会和当代艺术的状态不发生关系，就很难奠定自己的重要地位。在我们身边，视觉泡沫和视觉垃圾还不够多吗？无数扛着各种头衔的所谓的“画家”，制造出大量令人生厌的所谓“作品”，正在败坏人们对绘画的胃口，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如杨先生那样不断探索不断前行的真正的画家，——他认识到，处于当代艺术多元化多样性格局中的水墨画，要想生存并发展，创新是必须的惟一的，他用自己艰苦、勤奋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李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