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鲁就“'89现代艺术大展”枪击作品《对话》给高名潞的信

肖鲁就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给高名潞的第一封信：


　　高名潞先生：您好！


　　作品《对话》已复制完毕，暂放在北京大山子工作室里。现在我回到了杭州。


　　上个月15日，我为《对话》的复制完成，开了一个Party，老栗也来了。他说他正在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修正，提出对我进行采访。这是十五年来他第一次采访我，也是我第一次对他谈了真实的枪击事件发生的经过。


　　高名潞先生，记得上次在北京见到您的时候，我提出想看看关于外界是怎么说这件作品的，您说道：“你不需要看任何东西，你是作者，你应该写最真实的东西。”


　　每当提笔之机，我内心的感触是难以付之于笔端的，这是一段与我个人的情感生活和中国现代艺术史紧密相连的历史，我无法面对它。


　　高名潞先生，在我稍微冷静下来之后，我用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写了那份“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许多具体的对话和细节我也许有误差，但大的事情我还是清楚的。


　　这些天我反复地回忆着当年的情景和我当年的真实心态，感到自己是那么一个随情感而行事的人。导致我做出原作品《对话》的是情感，使我想打那一枪的是情感，导致我十五年没有对外说一句话的是因为情感，而今天我对您，对老栗，对其他人说出枪击事件实情的还是因为情感，当看清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仅在自问自己，这些真实的状态背后和我的内心世界是个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自己对这个历史的错误该如何解释，就像老栗问我：“当年我把唐宋的名字错放上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因为我和他好了。”我的回答一定让你们无法理解。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什么是他们(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在我写着枪击事件的一系列偶然因素的时候，我不禁在发问自己，在这些所有的偶然性背后，什么是他们的必然，如果从美术史去定位的话，至少有一点：它不是一个有预谋的事件，更不是唐宋策划的事件，唐宋只是和这个事件有关，和作品的产生毫无关系。高名潞先生，如果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是一个把这一枪的后果想的如此透彻的人，可能就不会去打这一枪了，因为它毕竟是触犯了法律。如果在一个法律健全的国家，我和李松松是会被判刑坐牢的，李松松是借枪者，我是打枪者，而唐宋最多是个知情者。也正因为在中国，在那个年代，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法律观念，而也正因为中国法律的不确定因素，导致这件作品的社会性。


　　其实当我在回忆当年的那些事情，许多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联系是缺一不可的，那一环紧扣一环的看似偶然的事情，缺了那一点都无法形成枪击事件。但贯穿其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内心的需求，因为不管是别人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提示，你的内心如果没有这个需求，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你有选择做与不做的权利，因为到最后的那一刻，是需要你去打这一枪。


　　我不知道外界是如何谈论这件作品的，这么多年来我很少看，偶尔看一些，也觉得很陌生，总觉得它们与我没有多大的联系。其实这件作品真正地意义也许就在它的再生性，它是我孕育的生命，但它的外延已超出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对我自身来说，它一直延伸到今天，当我再一次复制它的时候，竟然是再一次面对它的时候。十五年前以《对话》为媒介的情感生活，又以《对话》成为结束。如果说有宿命论的话，这简直就是一个怪圈。当唐宋正式提出和我分手以后的半个月，北京来电话要求我复制这件作品。而当唐宋知道此事，又一次想来把握这件作品的时候，我坚决地说出了：“不！”


　　高名潞先生，我不知道今天所说的一切，从您们美术史的角度看是一个什么事情，就像您所说的那样，这是两种语境，但我的感触却是那样的茫然。《对话》的确是一件女人做的男人说的作品。


　　当你看清某些东西的时候，却是你失去某些东西的时候，而什么是对我重要的呢，什么是真实的呢？如果用当下这个词的话，我没有选择。高名潞先生，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个人，男人与女人，每个人都在其中寻找一个立足点，我自以为的立足点破灭了，生命的意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用十五枪去否定了过去的一切的时候，未来对我又意味着什么。还是像当年那样，打完那一枪，但并不太清楚它所产生的后果。


　　我说不清楚，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那瞬间即逝的感慨又是那样的无奈，人忽然变得很渺小，冥冥之中，你似乎被历史推着走，又似乎和历史在交和，那历史和思想的碎片，在茫然之中，许多点与点的相交与相克，都在告诉着我，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误读，一切都成为可能。每个人；只能在其有限的空间里，用你对生命感悟，去解读自己与他人，同时也面对历史。


　　高名潞先生，许多人问我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打枪！”要用一句话来解释是很难的，我在想，艺术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自救，是一种求生的手段，打枪这一形式正好与我内心的需要相吻合，它使我得以暂时地解脱，或许这与心理学有关。


　　高名潞先生，我有一个疑问，艺术作品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它的意义为本？现代艺术是如何说重要，还是如何做重要？我想这是两条脉络，但第二条线是必须依附在第一条线上。或许有些人是以第二条线为基点来做作品的，我不太清楚。但就我自身而言，我在想：如果当年我不把那件作品做出来，我不去尽力找枪，我不去打那一枪，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一切，而所有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而现在有一个现象是策展人在主导艺术家，或许当年我的问题也就在这里，艺术家消失了。


　　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肖鲁


　　2004年2月4日于杭州下满觉陇


　　肖鲁就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给高名潞的第二封信：


　　高名潞先生：您好！


　　在一本台湾出版的《倾向》一书中，有一篇您写的文章是关于八九年那次大展的，有一张照片使我想起了当年的一些状态，照片上唐宋在侃侃而谈，而我低着头坐在旁边。照片的呈现其实是我们当时一个最真实的记录。这是从老栗那儿谈话之后的一天，那天晚上我们在中央美术学院一个宿舍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费大为当时也在场，那张照片就是那天拍的。


　　其实有一个现象可能也是我造成的，就当时的情况，从东城区拘留所出来，如何解释这件作品是当务之急，虽然我对做这件作品的状态是非常清楚的，但之后的事态发展，根本就不是我在打枪之前所能预料的。这个球溅起的水花之大，已完全使我不知所然。记得当时面对你们理论家，我真有些怯场。而唐宋此时比我清醒发生了什么，他掌握了话语权，他按照他的方式解释这件作品，他成了这件作品的代言人。其实就当时的状态，我真是有点晕，这也是他能介入的一个因素。这十五年没有对外说一句话，其实是一开始我就放弃了话语权。一个巨大的谎言笼罩着这件作品，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这件作品，它与我真正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段情感生活。


　　高名潞先生，其实我在想，这个作品之所以有影响，其社会性是它成立的主要因素，但如果让我违心地说，做这件作品之前我就如何如何地预料了未来，那对于我来说是不真实的，因为这一枪只是我投的一个果子而已，而它溅起的水花之大，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状态之下的产物。


　　此致


　　敬礼！


　　肖鲁


　　2004年2月25日于杭州下满觉陇


　　肖鲁就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给高名潞的第三封信：


　　高名潞先生：您好！


　　 在与您的通话中，您建议以通信的形式来澄清一些事情，并希望我能写点东西。其实人就像一个感应器，不同的心态，所呈现着不同的语境。有时我在想，我在苦苦地寻求其结果是为了什么？是一个公正的说法还是一个自我解脱的途径。我像一个落入深渊的人，在祈求着苍天。在我无法解答一连串问题的同时，只能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来一一地剖析，因为她离我最近，我能触摸到她的脉搏，我知道她还在存活。


　　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构成的，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他们应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翻开中国的历史，那一页又一页的阴谋篡权，在其谋大与谋小之间，为一切手段求的开脱之辞，真实有时显的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在这种意识之下，为名利而不择手段是一种天经地义。我是一个不在乎名利的人，今天来问历史讨回本应属于我的名声，是唐宋其行为方式让我看到了一个我无法面对与承受的世界，我从心底里蔑视他的所作所为。我为当年那句“我愿意”加上了一个重重的“不”字。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而我的体会却是：女人是天生的。女人天生的母性使其有着牺牲自己的本能，只要她愿意，她可以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俗话说：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但是这个天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天，在这样的天空之下，大地会为之包容一切，天地合一，本应是一个自然的最佳状态，而又何必去翻天呢？高名潞先生，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爱情的执着；是我天性中对虚幻的苛求。从我一次又一次地举枪，可以看出我内心世界所无法承受的极限。人生长于天地之间，他们所有的行为方式都会与自然紧密相连，因果相应，谁都无法改变。人的内心就像是一个原子内核，那个核心点只有你自己知道，它会燃烧，它会发光，同时它也会爆炸。


　　肖鲁


　　2004-3-19


　　肖鲁就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给高名潞的第四封信：


　　高名潞先生：您好！


　　前两天我从父母家搬到面对茶山的一个住所，那迎面扑来的清风使我不由自主地坐下来一口气写了一些文字与您，而一位朋友的来访使我后来怎么也接不上笔。这使我想到了人与自然、作品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在；即特定状态之下的自然之物。


　　窗外下着细雨，耳边听到了清脆的鸟鸣，这久违的气息，使我暂时得到了宁静。我与自然之间找到了一种相知相伴的默契，顺其自然地生，顺其自然地长，人世间的痛苦与欢欣，就像这大自然的气候，瞬息万变。人从生到死是一个自然的规律，生死一线只在一念之间，与其说体验人生，不如说体验生死，在求生的过程中，我似乎找到了生命的某种意义。人生只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用你的心去体验，那其中的甘苦会是那么地真真切切，你能感受到它每一个痛点之所在。自然地、真实地记录下生命中每一个此时此刻，这其中的一切叫它是“艺术”也罢，我不知道。


　　高名潞先生，其实每个人都在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解读着人生，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那扇能开启智慧的门，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思维状态是不同的，所以解释的角度也是不一样。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完全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所处的环境和人生的轨迹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许永远会存在着误读，世间的一切灾难或许也就在这误读之间发生。和谐与冲突、理想与现实，也许人类的进步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对抗之中产生。有时我觉得要感谢人生的磨难，它让我没有退路，那求生的欲望使你产生某种力量，去对抗某些你无法承受的东西。


　　十五年前的开枪是对着镜子里的我，而今天的开枪是对着真正的我自己。这个过程也许是我真正的成熟过程。其实十五年前的我，还是一个不敢面对外界谈论自己的人，女性的羞涩也许是我真正不敢启齿的原因。我将自己隐藏起来，我的不说其实是我的不敢，那低头不语的照片在告诉着我这一切，这一点在今天我突然找到了答案。高名潞先生，如果要重写这段历史的话，请不要去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这一切的一切应该是我造成的，我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在逃避某种东西，我希望爱情能拯救我的灵魂。我对事实的漠然置之，实际上是我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高名潞先生，也许上天需要用一种方式让我明白这一切，它让我必须去面对历史与我之间的关系。在这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不应以个人的恩怨去衡量事实的深浅，是我的不说导致了今天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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