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坤秉先生是在1979年认识的，那时候我21岁，杨先生比我年长12岁。记忆里，那时候他的“书”、“印”之技就已臻成熟。“书”与“印”艺术虽说都是以汉字做文章，但方寸间可见天地，观人性。怎么布局，怎么留白，笔走轻重缓急，刀下滞涩皆是学问。杨先生的书法根植于金石文字，诸体兼善，其印古朴典雅、遒劲凝炼。三十年来，因着先生讷于言、敏于思、勤于行的个性，又加上生活与治学都十分自律、严谨而有节制。使得其书画印在习得古人之韵外，多有一份楚地艺术家少有的书卷气。
之所以说楚地少书卷气，有两个原因。一来是武汉地处长江之滨因“九省通衢”交通便利、信息发达，艺术家一方面受荆楚文化滋养，同时又十分乐于吸收和学习外来文化，所以艺术内涵多杂，少精。二来湖北尤其武汉的气候四季分明，夏天酷暑，冬日湿冷，武汉人的个性也多是火爆、泼辣，性情略显外向，其作品常锋芒过剩，少了谦逊。先生的这种书卷气在楚地的少有，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其实不仅是在楚地，这种书卷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高古的风范。这种风范不仅是人品的质朴谦虚，也是书、画、印中的文、静、雅。在中国，从事书画艺术，是要靠“文”的本质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文官治政”的国家，尚有“三年绩绩”的记载。首先考选人才是文人，选拔人才更是唯文是举，甚至连军队都由文人来管理。古代中国，文人必须具备两项基本功：一是书法；二是诗文。他们同时也将此带入对古代艺术的评判。而在西方，艺术的判断与文人身份无关。杨先生的治学风范和对自己的要求，是按照中国传统对“文人”的要求来自律的。
今年，因杨先生办展之契机，得以窥见这些年来他在书画印乃至对整个湖北书画界所做的努力与贡献，令我十分佩服与感动。近年来，先生除了出版《朱子家训篆刻集》、《隶书千字文》、《采编余墨》等专著以呈现个人在书、印上的全面成果外，还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做了整理湖北老一辈艺术家资料的工作，对湖北地区艺术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过程艰辛恐旁人难以知晓。所幸如《徐松安印谱》、《翰墨丹青铸汉魂》等书稿均已付梓、出版。此次，在新书书稿中，除了我所熟知的书法与篆刻作品外，欣然见不少国画作品。先生自谦，认为不够理想。其实不然，先生常用“文气”、“静气”、“雅气”三气自我要求，在我看来这本集子倒是与之相匹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