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综述（作者：田广文）

主持人语：


学术研究需要拓进、创新，也需要反思、积累。当2006年的繁华与喧嚣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回首凝视，清点这一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创获与缺憾，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们打算不自量力地充当一回“账房先生”，为2006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算一笔总帐。为了能更为详尽地展现2006年研究的繁富与收获，我们将分专题进行评述和总结，相关文章将陆续刊出。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惟请专家、同仁谅解。也非常欢迎对这一课题有兴趣的专家、学者提供稿件。
本期推出的是田广文博士对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的评述。2006年的戏剧研究波澜不惊，略显寂寥。但仍有一大批学者在辛勤耕耘，取得了值得珍视的成果。对此，田广文博士进行了认真梳理，并总结出了2006年戏剧研究的基本态势，而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意见。遗憾的是，由于条件限制，本文主要局限于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而对2006年出版的有关戏剧的研究著作，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今后陆续刊出的文章中，我们将尽量弥补这一缺憾。
　　
2006年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论文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态势：首先是以作家作品为重心的解读和阐释依然大量涌现，不过水平参差不齐；其次是过渡期戏剧、红色戏剧和探索戏剧的研究是比较集中的三大板块，其中尤以过渡期戏剧的研究最为突出；上述两方面而外，还有一些具有宽广视野的整体观照性论文和对某些戏剧运动、题材和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的论文。此外，本年度在戏剧的现代性等方面研究也值得注意。我们应该看到，本年度的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既有值得充分肯定的成绩，同时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
　　
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一直都是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的重要方面。这类研究的焦点一般都集中在曹禺、老舍、田汉、郭沫若、夏衍等少数作家的身上。本年度的研究也大致如此。
曹禺一直是作家作品研究的重镇。林婷的《“蛮性”退化与艺术的改道——论曹禺后期戏剧创作》（《集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认真考察了曹禺建国前后戏剧创作在作家心态、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变化，认为建国后曹禺在戏剧创作上滑坡的原因是早期作为创作心理驱动力和人物性格魅力根源的“蛮性”的失落。卢焱的《从“现代”到“传统”——曹禺剧作的审美嬗变》（《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注意到了曹禺以《北京人》为界的前后期创作在女性塑造上从“现代”到“传统”的变化，并阐明了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曹禺对西方戏剧的接受上从易卜生和古希腊戏剧向契诃夫的转变、婚姻生活对作家女性理想和观念的影响及艺术上的不断努力探求。千玲玲的《试论曹禺话剧语言艺术的诗意化与音乐化》（《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对曹禺语言艺术的音乐性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这对话剧当下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外，曹树钧的《曹禺名剧在韩国的演出与研究》（《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4期）在资料性和影响研究的意义上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
在老舍研究上，吴小美、冯欣《老舍的文化理想与〈大地龙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从作家文化思考的寄托这一角度对研究界缺乏关注的《大地龙蛇》进行了多方位的开掘，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方面的空白。陈军《论北京人艺对老舍戏剧创作的影响》拓展了戏剧研究的新空间，论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把文学和剧场“打通”了来研究）考察了北京人艺对老舍戏剧创作的影响”，并以《龙须沟》和《茶馆》为例说明“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作家剧本的选择、分享经验、对剧本的建议和修改等方面，并通过精彩的演出促进了老舍独特的戏剧风格的形成”（1）。论文指出的文学与剧场的双向互动关系对戏剧创作实践很有意义。陈军还在《论老舍“小说体戏剧”的成型》（《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和《论老舍戏剧与小说的美学沟通》（《三峡大学学报》2006第4期）中论析了老舍在戏剧创作中受其小说影响而呈现出来的得失之处。马云《老舍的话剧创作与舞台视野》（《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从老舍对舞台实践的不断探索历程的考察中，指出其对涉及话剧综合性因素的多个层面的把握能力呈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从这一角度肯定了老舍“小说式话剧”“散文式话剧”的特色及其意义。杨启平(马来西亚)《老太太构图：老舍剧作中女性意识衍化探微》（《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从老舍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的冼老太太、王大妈、方大妈的形象特征入手进行解读，虽然在某些细部还有待商榷，但所探究的老舍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过程中潜藏着的个人女性观念和历史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还是有意义的。
在夏衍研究上，李海燕引入美国政治家阿尔德蒙的“政治文化”（2）概念，并从此角度分析夏衍30年代剧作，指出是“剧本的‘亚政治文化形态’、剧作家人格的政治化和30年代大众普遍政治文化心理下形成的阅读需求”，导致夏衍剧本中呈现出的特别的政治文化意识。王锺陵《夏衍话剧创作中的历史旋转》（《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则考察了夏衍20世纪30、40年代话剧创作的变动轨迹，从中寻绎出了一定的文学史教训。
在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邱远望认为杨利民话剧在戏剧冲突、情境营造、表现方法等表现出了散文化的审美特色，其意义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戏曲抒情性的复归” （3）。江月《胡适剧作〈终身大事〉的结构艺术》（《戏剧文学》2006年第9期）对该剧作融入多种戏剧结构方法和二元对立内部结构的分析全面而细致。另外，在作家研究中出现了两篇综述。王凤霞《近二十年来对曹禺戏剧的比较文学研究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中运用的比较研究方法对作为典型舶来品的话剧研究和综述方式都是有典范意义的。邵振玲《丁西林剧作研究述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则有一定的资料性。
总之，在本年度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些论文还对今后的研究有一定启发作用。不过，从整体上看，相关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是还有不少论文缺乏深度，甚至是在重复已有的研究成果。第二是有些论文力图有所突破，但是对新的有力论据的发掘还显得不足。第三是在比较性的研究上，虽也有一些论文出现，但在研究的深度和方法的运用上都存在着问题。


　 二
　　
过渡期戏剧、红色戏剧和探索戏剧的研究是本年度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三大板块。其中过渡期戏剧由于其在话剧发生问题上的众语喧哗成为一大焦点。
在中国话剧的发生研究上，学术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张军侧重从学生剧的历史特征入手考察话剧萌生的复杂情态。他认为学生剧和大部分文明戏是本土戏曲为了适应社会变革赋予的启蒙重任，在西方戏剧适时的启示下，自身的“话剧因子”释放出来，因此造就了“一种新型、过渡型戏剧的出现，它既不同于传统戏曲，也不同于话剧，这就是通过对海派京剧进一步改造而发展起来的，由学生剧发端，直到王钟声、任天知一派及‘甲寅中兴’时代所搬演的、基本不包括春柳派的那种在戏曲美学原则框范下运作的‘对话剧’,即大部分文明戏。”（4）所以，他认为一方面从观念萌芽的角度出发将学生剧追认为话剧先驱，另一方面学生剧只是对旧戏曲的改良，而不是革命。这里将春柳派单独划出来，实际上就是确定此外的文明戏和学生剧都是“一种新型、过渡型戏剧”，不属于真正的话剧，其潜台词似乎是春柳派应该属于早期真正的话剧。

不过，该文并没有明晰地指出判断是否真正话剧的具体标准。在黄振林、李小兰的《对话机制的创构与解构——论百年话剧艺术形态的创制与变迁》中认为这个标准应该是“人物对话机制的建立”（5）。该文认为包括春柳社和南开学生演剧的文明戏，多半采用“幕表制”，戏剧语言没有任何锤炼和修饰，故而不能承认是真正话剧。黄振林《从情节设计到对话装置的转换——早期话剧文体成型过程和特点研究》（《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是一篇话剧文体特征形成的研究文章。文章详细考察了文明戏和爱美剧之间在对话问题上的演变，更明确地指出，由于幕表制、曲折的情节，假定性审美观等使得文明戏对话机制难以生成和延续。到了爱美剧阶段，中国话剧文体才由于对话机制成为主导而基本成型。所以，从文体特征为标准，爱美剧是中国早期真正的话剧。两文把春柳社归入文明戏。黄振林这两篇文章还都用到了“早期话剧”这个概念，其外延包括文明戏和爱美剧。
濑户宏在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学生戏剧在文明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明戏不是从戏曲中分离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与上述张军的观点不一致），“我认为清末学生戏剧是文明戏的重要萌芽时期，是整个文明戏历史的第一阶段”。该文还认为“话剧和文明戏之间既有艺术质量上的飞跃又有舞台演出因素上、人事关系上的直接的继承关系。把文明戏叫做早期话剧是妥当的”（6），该文又认为，南开新剧也属于早期话剧，比文明戏更接近现代话剧，但还不是真正的现代话剧。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到，该文的“早期话剧”概念外延很大但又不包括爱美剧，它还并不属于真正的现代话剧范畴，也只是一种过渡性话剧（在这一点上与前述论文一致，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而且，该文也认为春柳社戏剧属于文明戏，不是真正的现代话剧。与濑户宏观点基本一致的是刘方政的《早期话剧：中国戏剧现代转型的序幕》。该文认为，“早期话剧”是中国戏剧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序幕或者说是过渡。不过该文对“早期话剧”这个概念的外延和特征有明确的表述：“早期话剧以学生演剧(1899-1906以上海的教会学校演剧为代表)始，又以学生演剧(1916-1918以南开的学校演剧为代表)终，中经春柳社的国外业余演剧和春阳社、进化团的国内业余演剧(1907-1913)、新剧职业化演出的“中兴”与“衰落”(1913-1916)，前后经历了整整20年的时间，这20年正是传统戏曲渐趋式微与“五四”话剧创生之前的过渡阶段。”（7）
在相关研究中，还有其他的文章也使用了“早期话剧”的概念，如倪霞《日本的新派剧及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宁德师专学报》2006年第3期）将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等都归为早期话剧团体。卢国华《〈晨报副刊〉与中国早期话剧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则将二十年代初《晨报副刊》的戏剧活动视为早期话剧活动。
从上述有关“早期话剧”的论文来看，其中将学生演剧、文明戏（含春柳社）和南开新剧视为一种尚未达到现代话剧标准的过渡性戏剧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但在“早期话剧”这个概念在外延上却显得非常混乱。其症结应该是在命名的问题上，既然一般不承认它是真正的现代话剧，为何还要以“话剧”来命名？本文采用“过渡期戏剧”概念就是为了避免这一混乱。当然，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也是戏剧本身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在究竟是从戏剧观念、戏剧内容还是艺术特征上去判定是否属于现代话剧的标准上有分歧是自然的，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去弥合这种分歧。此外，我们或许从袁国兴的看法中能得到产生这种混乱的更深层原因。他认为，“话剧与戏曲属于不同的戏剧类型,有不同的艺术规范”，而“20世纪初期中国人对西方文学性演剧体式产生的一些误读,与人们意识中戏剧无差别,即中外戏剧都是戏,因而应该有相同的戏剧规范这一思维路径有关”（8）。其实这种误读在今天还存在。
此外，吕双燕《中国现代话剧演技的初步探索》（《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考察了上海戏剧协社的写实演技、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的“真情”演技以及辛酉剧社的袁牧之的模拟演技，并指出这类探索在现代话剧的创建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田根胜的《新剧实践与新剧批评》（《求是学刊》2006年第1期）一文资料翔实，着重介绍了早期新剧活动中，以郑正秋和欧阳予倩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在新剧实践与新剧批评上的论述。
在红色戏剧的研究上，本年度的研究重心主要还是探究意识形态在戏剧改编和创作的多层面参与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第一期刊登了郭玉琼《发现秧歌：狂欢与规训——论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就考察了新秧歌运动中如何将这一民间的戏剧样式改造成民间、官方和知识群体共同达成狂欢和规训合一的过程。该刊第三期刊登的姚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实践及其成效初析——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为中心》和袁盛勇《集体创作和后期延安文艺戏剧作品的形成——以〈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的创制为中心》都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揭示出意识形态的参与对红色戏剧创作的影响。此外，黄科安《文本、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诉求——谈歌剧〈白毛女〉如何成为“红色”经典作品》（《文艺研究》2006年第9期）和黄育聪《断裂与依赖：样板戏对地方戏剧的转换——以芗剧〈碧水赞〉到京剧〈龙江颂〉改编为例》（《福建艺术》2006年第6期）在探究意识形态对戏剧改编的参与的同时，也分别注意到了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和民间元素在其中的顽强抵抗。总之，关于红色戏剧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创作上，而在对接受过程、西方戏剧艺术的借鉴和传统戏剧艺术的继承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做更多的拓展。
在探索剧的研究上，本年度相关论文更多的以文体和艺术为研究对象。其中袁联波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他从文体的角度对探索剧进行了整体研究，指出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形式和内容广泛不对等……有些表现手法没有被充分地审美艺术化”（9），而且其三个阶段的划分和对各个阶段特征及其原因的分析都很到位。他还对新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实验话剧文体的价值追求、文体的品格和文体的特征中蕴含的三对矛盾进行分析，指出“同新异的形式实验相比较，相当多实验话剧的精神内涵是贫弱的”， 所以在当下的文化困境中发展实验性话剧，其应对方式是应该找到“商业文化语境下艺术实验和观众接受的平衡支点”（10）。此外，胡星亮《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现代戏剧之批判》深入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现代戏剧发展的脉络和特征，明确指出“后现代戏剧在某些方面丰富了中国戏剧艺术的可能性，然而，它强调剧场性和表演性而排斥文学、忽视人学，演剧流于叙事的表象化，则又突出地体现了它亟须以现代性为根本，从‘人的戏剧’出发去建构其戏剧美学”（11）。
在探索剧的研究中还有一直以来普遍存在的观念评价体系错位的问题。一些论文以传统话剧的标准来评判探索戏剧的思路也体现出当前对探索戏剧研究中一些基本问题的混乱。
　　
　　 三

除过上述着眼于作家作品和时段性的研究论文外，还有一些具有整体视野的研究成果和对某些戏剧运动，戏剧题材、风格、模式等的研究。另外，我们还应该从整体上对某些重要的方面如话剧的现代性与民族化、现当代戏曲和舞台美术等的研究给予必要关注。
首先来看具有整体视野的论文。傅谨的长篇论文《沧海桑田：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版图巨变》视野宏阔，考察了包含戏曲和话剧在内的“中国戏剧整体格局在20世纪的演变轨迹”。指出其“呈现出美学上的多元化趋势”及相反的“各剧种中心——边缘二元格局的形成”（12）都有错综复杂的艺术与社会原因。该文还充分重视政治与商业对于20世纪中国戏剧变迁过程以及当下戏剧格局形成的作用。前文已引述过的黄振林、李小兰的《对话机制的创构与解构——论百年话剧艺术形态的创制与变迁》主要以对话机制在话剧中的重要地位为基本立场对中国百年话剧的发展得失做了梳理。黄振林的《当代话剧演艺风格的变迁及动因透视》（《当代戏剧》2006年第4期）则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戏剧舞台艺术上导演、表演和观演关系等方面的探索和变迁。

在戏剧运动研究中，首先来看“国剧运动”的研究。陈建军肯定了余上沅与“国剧运动”在戏剧的“写意化”民族特色的追求上的历史意义，并且以此反思“80年代以来的‘写意戏剧’大都出于形式上的探索，可以说是遗‘国剧’之神而取‘国剧’之貌。”（13）王青《论梁实秋与国剧运动》（《艺术百家》2006年第7期）则分析了梁实秋戏剧观念与余上沅等人戏剧观念之间的差异，进而探讨了梁实秋戏剧观点与他的文艺批评观的关系。关于左翼戏剧运动的研究，朱卫兵从发生学角度考察了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转向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研究有利于“认识其形成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和“全面地把握左翼戏剧的整体特征和动力学根源”（14）。
在戏剧的主题或题材研究上，邱远望《论新时期政治化的话剧》（《电影文学》2006年第13期）通过对新时期政治化话剧内涵、题材、形式以及观众接受的考察，充分肯定了这类剧作在“人”的关注和现代审美理念的融入等方面的努力。徐健《都市舞台空间的创造与呈现——20世纪都市话剧创作论》（《齐鲁艺苑》2006年第2期）从都市话剧的界定入手，梳理了都市话剧在20世纪的发展历史，指出90年代以来都市话剧打破传统宏大叙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的历史意义。潘超青《在历史转折处艰难重现——试论新时期女性剧作的女性意识》（《戏剧文学》2006年第9期）以80年代女性剧作为例进行女权意识的分析和反思。在戏剧结构模式和艺术风格的研究上，宋林生《论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种话剧模式》（《艺术百家》2006年第3期）指出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种话剧模式虽然有所区别，但在民族化的追求上却是一致的，只不过国统区话剧更多的是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营养而解放区话剧更多的以民间戏剧样式进行独特的改造。谷海慧《京味儿话剧审美要素论析》对京味儿话剧“人物形象与市民精神、礼仪与民俗、智慧化与艺术化的语言表达等几项相对稳定的要素”（15）的形成和特征作了具体全面的解析。
还需要提及的是胡星亮的《1949—1976中外戏剧交流概论》（《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该文是一篇材料考证性文章，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戏剧与苏联的戏剧关系及由此形成的特征。
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的某些重要方面上，中国戏剧现代性的研究在本年度收获较大。马俊山《论中国话剧现代性的生成机制——以“演剧职业化”运动为支点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是对中国话剧现代性研究的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它从作为综合性艺术的话剧的整体性特征和在中国特殊社会人文环境中不断成长的话剧的过程性特征两个方面去解析中国话剧的现代性，并有不少深刻见解，体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复杂性的充分省察。另外，论文对“演剧职业化”与剧团社会化在话剧走向现代性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的肯定也是很有现实启发意义的。余琳《现代性视域中的戏剧之花——也谈“戏剧精神”的回归与建设》（《戏剧文学》2006年第3期）从文学观念多元化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些如传统戏曲、通俗性戏曲中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因素和文学应该涵盖雅文学、俗文学（包括民间文学）两个层次等值得注意的观点。杨文华《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对中国戏剧的深层影响》（《山西师大学报》 2006年第4期）考察了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对中国戏剧影响的复杂情态，认为影响的结果一方面是催生了一批带有浓郁现代主义色彩的剧作，另一方面是由于吸收了现代主义戏剧对戏剧传统的反叛精神，中国话剧反而坚定了民族化道路如余上沅等人的 “国剧”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探索剧。还有，《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了李伟的《话剧与戏曲比翼，传统共现代齐飞——“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该文记述了近年少见的一次大戏剧范畴下的学术研讨盛会，其中提及的中国戏剧的现代性生成和未来走向的有关思考也是应该引起研究界充分关注的。
此外，本年度在现当代戏曲研究、话剧的民族化研究以及舞台美术研究方面皆有所增益如张炼红《地方戏的移植改编：从扬剧〈百岁挂帅〉到京剧〈杨门女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个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但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综合以上三大方面的概述，从论文成果来看，本年度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固然有不可否定的成绩，同时也有不少亟待加强的地方。此外，与其他体裁如小说、诗歌的研究状况相比显现的不小差距，与当下戏剧活动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戏剧艺术自身的独特性使它不可能在未来衰亡，但中国戏剧如今的边缘化与危机却是大家公认的。在《艺术评论》2006年第6期上刊登的宋宝珍《中国话剧生存的四种危机》和钱华琨《中国戏剧三症结》的两篇文章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开出了相应的药方，是为当前戏剧活动的把脉之作。当然，在我们的戏剧研究上也需要自我反思和进取，而本年度蒋星煜的《黄佐临“写意戏剧观”的历史背景》（《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和田本相的《焦菊隐在中国话剧史的地位和意义》（《中国戏剧》2006年第1期）对导演研究领域的开拓就是这一种努力的展现。



注释：


（1）陈军．论北京人艺对老舍戏剧创作的影响[J]．北京社会科学，2006，（3）．
（2）李海燕．政治文化意识与夏衍30年代剧本创作[J]．山东社会科学，2006，（6）．
（3）邱远望．话剧与散文的合奏——浅析杨利民话剧的散文化特色[J]．戏剧文学，2006，（3）．
（4）张军．上海学生剧与“话剧”的浮现[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6，（6）．
（5）黄振林，李小兰．对话机制的创构与解构——论百年话剧艺术形态的创制与变迁[J]．艺术百家，2006，（5）．
（6）[日]濑户宏．试论文明戏历史分期和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6，（1）．
（7）刘方政．早期话剧：中国戏剧现代转型的序幕[J]．山东大学学报，2006，（4）．
（8）袁国兴．文类误读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戏剧体式嬗变[J]．江海学刊，2006，（5）．
（9）袁联波．新时期实验性话剧的三次文体变革[J]．学术研究，2006，（11）．
（10）袁联波．中国实验性话剧文体变革的文化命运[J]．中国戏剧，2006，（10）．
（11）胡星亮．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现代戏剧之批判[J]．学术月刊，2006，（8）．
（12）傅谨．沧海桑田：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版图巨变[J]．文艺研究，2006，（9）．
（13）陈建军．一个“半”残破的梦——余上沅与“国剧运动”[J]．戏剧文学，2006，（12）．
（14）朱卫兵．“转向”与左翼“剧联”——中国左翼戏剧的发生学研究[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6，（1）．
（15）谷海慧．京味儿话剧审美要素论析[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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